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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相交两岸 “小天使”架金桥******
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30周年——童心相交 两岸“小天使”架金桥
【《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30年前，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简称全国台联)与台湾中华企划人协会携手，共同发起一项青少年交流项目——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活动。从1992年到2022年，共举办了35次互访交流，涉及数万名两岸同胞。
参与活动的2400多名“小天使”中，有很多人已长成“大天使”，与对岸小朋友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成为打破隔阂、增进了解的机缘。台海时有风雨，“天使”们的友情却历久弥坚。孩子、家长、老师、组织者……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30年后依然在接力传递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散播爱与和平的种子。
去年7月11日，2022年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交流活动开营仪式暨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交流活动30周年纪念仪式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举行。(全国台联文宣部供图/《中国新闻》报 发)“小天使”长大友情在延续
1月10日下午，一场主题为“童心同梦”的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30周年座谈会在位于北京市朝内大街的“台胞之家”(全国台联办公楼)举行。最早的活动组织者和近年加入的青年工作人员分享自己陪伴“小天使”成长的感受，畅叙希望。
“我是翁林宇，来自台北。第一次到大陆是1992年参加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活动，现在仍能回想起第一次到北京访问交流时的兴奋期待。”座谈会上，已迈入不惑之年的第一届台湾“小天使”翁林宇通过视频发来感言。
1992年8月，9岁的翁林宇和100多个小伙伴作为首批台湾“小天使”来到北京，他们参观了故宫，登上了长城，还去涿州影视城参加了央视中秋晚会的录制。
一个月后的9月29日，第一届大陆“小天使”抵达台湾。带队的时任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勾德元在桃园机场对蜂拥而来的台媒记者们说，“两岸多多交流，才能增进彼此的了解，只有相互了解，才能建立起深厚情谊”。
那一次台湾之行，大陆的20多个孩子住进当地接待家庭，和台湾的“兄弟姐妹”一起参观台北故宫，去阿里山看日出，还见到了红遍华语音乐圈的偶像组合“小虎队”。当时两岸没有直航，一行人在香港转机时，还在机场偶遇围棋大师聂卫平。
10月4日，在时任台北市长黄大洲举行的欢送晚宴上，勾德元感叹：“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我们海峡两岸是云雨相同，明月共睹，两乡是一乡。”
丰富的交流活动、高规格的接待和偶然的“奇遇”被定格在照片里，也成为两岸孩子的美好回忆。首届“小天使”成功举办，这架“童”心相交的金桥也由此搭建起来。
“如果没有参加活动，我不会同大陆‘小天使’建立难能可贵的友谊，也不会触发对大陆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更不会来此深造发展。”翁林宇说，他后来进入北京大学深造，并留在大陆工作、生活，现在是上海一家台企的员工。翁林宇在“小天使”活动中结识的大陆小伙伴汤康敏也发来视频感言。同在上海打拼的两人时常联络，儿时的友情延续至今。
1月10日，由全国台联主办的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全国台联文宣部供图/《中国新闻》报 发)台湾“小天使”首次来大陆不亚于“费翔旋风”
对于现在很多大陆家长来说，利用假期带孩子出境“游学”并非难事。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破冰”之初，民间交流除了要克服交通不便，还要面临来自台当局的压力。
“小天使”活动创办人、时任台湾中华企划人协会理事长翁林澄曾回忆，当时岛内规定参加两岸交流活动的学生必须是高中生以上，这使第一批大陆“小天使”来台湾的活动一度陷入僵局，后来他们“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才终于获批成行。
当时，全国台联作为主办单位，未被台当局批准入台，年近六旬的勾德元只能独自担起带队的重任。首次赴台的28个大陆“小天使”成了岛内媒体追逐的对象，勾德元在这十几天里时刻紧绷神经，担心孩子们有什么闪失。首次大陆“小天使”赴台活动过去近20年后，勾德元还清楚地记得，回到北京把孩子们平安交给他们的父母后，“我们几个大人相拥而泣，终于可以放松了！”
翁林澄与勾德元已经故去。“小天使”活动的另一位开辟者、时任全国台联文宣部部长焦万曼来到座谈会，与接棒参与该项目的年轻后辈们分享当年盛况。她清楚地记得，首届活动近150名台湾小朋友来北京，在大陆产生的效应不亚于“费翔旋风”。此后30年，一批批少年儿童穿越台湾海峡，持续传递着民间情谊。
“三十而立”新起点交流活动将展现新特色
从1992年到2022年，30年间，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活动共举办交流活动35次，直接参与其中的两岸“小天使”超过2400人，涉及2000多个家庭、数万名两岸同胞。
座谈会上，全国台联党组书记、副会长纪斌列出上述数据。他说，“小天使”活动开两岸中小学生互访交流之先河，如今“三十而立”，面对疫情带来的新挑战，面对两岸形势的新变化，活动将与时俱进，让“小天使”活动展现时代进步新特色。比如近两年邀请“小天使”到南京、厦门，聚焦科技主题，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台湾中华企划人协会名誉理事长温明正也在视频发言中表达了对未来的希冀：“播种希望，看见未来，希望活动持续举办，让和平的种子跨越海峡生根发芽。”
30年间，两岸交流虽偶有波折，但民间交往的大门开启后便再也不会关上。全国台联原副会长史茂林说，“小天使”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两岸主张和平统一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无论环境多么严峻，都无法改变两岸一家亲的事实。无论困难多么复杂，都无法阻挡两岸民众交流融合的心声。”(完)(《中国新闻》报)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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