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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温暖的嘱托 奋进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回访 ******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题：温暖的嘱托 奋进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回访

　　新华社记者

　　金虎辞旧岁，玉兔迎新春。在癸卯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1月18日上午在首都北京采取视频连线方式，亲切看望慰问全国6个地方基层干部群众，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向各行各业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心和温暖。

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拼版照片）。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李涛 摄

　　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福利院的老年朋友、能源保供企业的员工、高铁站的干部职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和群众、乡村基层的干部群众……大家聆听着总书记殷切的嘱托、美好的祝福，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新华社记者回访了同总书记视频连线的基层干部群众，深深感受到总书记的心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紧紧相连。总书记的深切关怀、深情厚望，温暖着每一位逐梦前行的中华儿女。

　　疫情防控：“曙光就在前头，坚持就是胜利”

这是1月18日拍摄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护人员。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数九寒天，哈尔滨最低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多摄氏度，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内车来车往，各个病房的医护人员都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同这里的医护人员、住院患者亲切交流。

　　“总书记始终牵挂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关心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恢复情况。虽然隔着屏幕，但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总书记的关怀，这让我们非常感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于凯江说，我们会把总书记的慰问转化成工作的动力，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迎接春暖花开的时刻。

　　视频连线时，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春玲正在病房内查房。“总书记详细询问了患者的病情，对恢复情况非常关心，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和关怀。正如总书记所说，曙光就在前头，坚持就是胜利！”张春玲说。

1月1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名住院的老年患者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医院迅速整合医疗资源向一线救治倾斜，全力以赴救治急危重症患者。在医护人员精心照料下，83岁的患者齐永祥身体恢复良好。

　　“总书记对我的康复情况十分关心，问我恢复得怎么样、能不能回家过年，太暖心了。我一定坚定信心，好好康复，争取早日出院，和家人过个团圆年。”齐永祥老人高兴地说。

　　尊老爱老：“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

1月18日，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在院老人和护理人员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春节将至，绿树掩映的福建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内张灯结彩，老年人手工制作的“兔”形工艺品、大红的“福”字、金鱼饰品琳琅满目，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年人在福利院过年的准备情况。”福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甘蔚铭说，“我们已经准备了充足的水果、粮油、休闲食品等年货，年夜饭的筹备这两天也已经启动，对春节期间福利院内的环境也做了布置，增添浓浓的年味。总书记叮嘱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我们一定牢记在心、全力以赴！”

　　“总书记和我们拉家常、话民生，老同志的心都暖暖的。”81岁的刘小兰老人说，“总书记特别关心我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在福利院生活丰富多彩，每周定时都有社工组织跳养生操、制作手工艺品、看电影、下棋等，老年人聚在一起自得其乐，请总书记放心！”

　　春节期间人员往来频繁，总书记特别关心老年人的疫情防控情况。

　　“院里目前有护理人员72名，随时跟踪各自负责的老年人身体状况，清热解毒药、急救设备、N95口罩等应急防疫物资充足，与定点医院的联动机制顺畅。”福利院护理部主任陈晓君说，我们一定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严于其他场所的人员防护和健康管理措施，严防发生聚集性疫情，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

　　能源保供：“守住民生用能底线，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月18日，塔里木油田公司轮南油气储运中心西气东输第一站克拉集气区员工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 摄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轮南油气储运中心西气东输第一站克拉集气区，张灯结彩，年味十足。滚滚气流在管道中轰隆作响、一路东行，温暖沿线千家万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安全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最重要的安全之一。要求我们守住民生用能底线，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轮南油气储运中心党总支书记常桂川说，“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一定不辱使命，全力增产保供。”

　　回想起同总书记交流的场景，轮南油气储运中心主任周卫军倍感振奋：“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力量、更有干劲了！我们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站好岗、供好气，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入冬以来，每天超70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从这里源源不断供应给下游城市，变成居民家灶台上、工厂锅炉内跳跃的火苗。春节临近，石油工人们顶风冒雪，仍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总书记十分关心基层一线干部职工，询问我们节日期间能否轮休、在外过年年货准备情况，我们的点滴小事都被总书记放在心头，心中暖暖的。”虽然已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寒天，参加工作两年多的计量工程师田美霞却感到暖意融融，“在今后工作中，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让青春之花在戈壁沙漠绚丽绽放。”

　　春运出行：“提升保通保畅能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出行”

1月18日，郑州东站铁路客运干部职工和旅客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处于河南“米”字形高铁网关键节点的郑州东站，日夜忙碌不停。站台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喜庆的中国结随风摆动，耀眼的“福”字点缀出浓浓年味。

　　通过视频画面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面容，已在铁路系统工作32年的郑州东站站长王留强激动不已：“总书记非常关心今年春运情况，问得很详细，强调要提升保通保畅能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出行。今年春运的人气又回来了，我们从运力安排、运营安全、疫情防控、组织保障等方面已做好精心准备，有信心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作为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春运，郑州东站客流量大幅增加，连日来日均客流量保持在12万人以上。

1月18日，郑州东站客运值班员张华（左）在候车大厅内引导旅客。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总书记对春运防疫措施落实情况非常关心。”郑州东站客运值班员张华说，“工作人员在进站口、服务台准备了防疫用品，在候车厅设置医疗服务点，车站内和列车上的公共区域定时定点消毒，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确保旅客出行平安。”

　　“总书记好！总书记新年快乐！”当返乡旅客马凌和其他月台上的旅客通过屏幕看见习近平总书记，纷纷赶到镜头前，向总书记问好。

　　已经两个春节没有回家的马凌说：“收到总书记的新春祝福，让我的返乡旅程更兴奋、更开心、更幸福！”

　　市场供应：“‘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

1月18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留守的商户和采购年货的群众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北京丰台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一片热火朝天。玉田白菜、章丘大葱、孟定圆茄……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鲜蔬菜堆满货箱，码得足有两米多高。叫卖声、攀谈声混杂着隆隆驶过的货车声，不绝于耳。

　　“这几天市场运行情况怎么样”“今年商户的买卖怎么样”“今年批发价格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问得非常仔细。他指出，“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

　　“总书记的关心和鼓励，一字一句都说到了我们心坎上，让我感到起早贪黑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商户毛勇习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家家户户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我也要开足马力，全力保障供应不掉链子，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实惠。”

　　过年过节，安全不能忘。回忆起同习近平总书记的交流，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感触很深：“总书记既深入了解了市场交易情况，也对我们拓展货源、丰富品种、保证质量提出了要求，这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1月18日，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将蔬菜装车准备转运。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目前，新发地市场日均进出货车约3800辆，人流量、车流量分别达到约6万人次、2万车次。“防控不放松、保供不打烊。”张玉玺说，“春节期间，我也将与2000多位留守商户一起，确保节日期间的市场供应数量充足、品种丰富、质量放心、价格稳定，为人民群众开开心心、安安心心过大年贡献自己的力量。”

　　乡村振兴：“一起迈向共同富裕，生活越过越红火”

1月18日，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的乡亲们和游客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远处青山连绵，近处树木苍翠。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文化广场上一串串灯笼点靓羌寨，一条条羌红随风飘扬。

　　回忆起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时的场景，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难掩兴奋：“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和祝福，是羌山儿女在兔年新春到来之际收获的最美好、最感动、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石椅村又称石椅羌寨，羌族人口占比60%，这里保存着传统羌寨碉楼等建筑，沿袭羌族传统生活方式。近年来，通过结合羌民俗体验、水果采摘、茶文化研学等旅游项目，石椅村蹚出一条文旅兴村之路。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乡村振兴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一起迈向共同富裕，生活越过越红火。”习近平总书记的“点赞”，令当地村民充满了干劲。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后，羌族小伙邵川情不自禁吹起了羌笛：“这支悠扬的乐曲就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幸福而美好。村里的乡村旅游越办越兴旺，今后我不打算去外面打工了，就在村子里好好干。”

　　温馨鼓舞，传递着直抵人心的温暖；殷切期望，凝聚起奋进不息的力量。

　　“党的二十大部署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今年是贯彻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扎实工作，把特色产业发展得更好，让老百姓收入更高、日子越过越好，用实干实绩回报党中央和总书记的关怀厚爱。”陈爱军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